但願港人懂珍惜

得來不易，才怕失去。

這幾天，台灣人，為他們新聞自由，鬧翻了天。

中南部的學生，紛紛北上，到行政院抗議；在野民進黨的蔡英文，提槍上馬，嗆聲馬政府，不是什麼都可以出賣；知識份子、文化藝術工作者，都跑出來喝止叫停。

他們在擔心什麼？

事緣肥佬黎黎智英，要撤離台灣，賣出手上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。

買家之一，是蔡衍明，佔32%。

這引起了台灣人的恐懼。

蔡衍明是誰？

蔡是台灣人，旺旺仙貝的老闆。

在台灣，賣零食算不上什麼大生意，本來只是一個小人物。

但隨著大陸經濟開放，他西進大陸，在這個十四億人口的市場，零食生意，也可以變成油礦金礦。

極權國家，必然金權勾結。

金錢買來權力，權力換取更多金錢。不消十數年，蔡衍明在北京政策的蔭庇下，搖身一變，成為台灣首富。

零八年，世界金融風暴，台灣中國時報集團的第二代掌舵人余建新，資金出現危機，將整個中時集團，包括中國時報、中視、中天電視、時報周刊，全數售予蔡衍明。

零食大王正式進入傳媒工業。

中國時報的創辦人余紀忠，隨蔣介石四九年退守台灣，是國民黨的中常委。

辦報是為了振奮人心，毋忘在莒。配合國民黨的悲願，報紙帶著傳薪中華文化的責任，復土回鄉，北定中原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精神。

報禁年代，台灣只有三份報紙，國民黨自己的中央日報、余紀忠的中國時報、和另一位國民黨中常委王惕吾的聯合報。壟斷使他們快速成長，成為大部份台灣人的精神食糧，中國時報亦成為無數台灣人的集體回憶。

報紙轉手到蔡衍明手上，當時，絕大部分台灣人額手稱慶，中時集團不致於賣給香港的黎智英，以為可免報紙蒙污，可保美人清白。

幾年下來，台灣人看到一個殘酷的事實，在北京政策庇蔭下發財的蔡衍明，只是一個暴發戶，不會是一個傳媒人，不會亦不敢開罪北京，他的財富來源。

象徵台灣良心的報系，迅速染紅。從此，台灣多了一份親共報紙，少了一個社會良心。

台灣人的回憶，在這個變化世情中淌血。

2001年，壹傳媒進軍台灣，我參與其中，創辦壹週刊，如入無人之境，迅速成為銷量最高的時事雜誌。

靠壟斷而成長的中時集團、聯合報系，亦因壟斷而失去戰鬥力，面對壹傳媒的這種六親不認，見神殺神的編採精神，只有目瞪口呆，無法應戰。

壹週刊、蘋果日報就輕鬆的成為台灣最暢銷的報紙雜誌，蘋果每日賣五六十萬份，超過台灣其他報紙加起來的總發行量；壹週刊每期十萬，是台灣政壇醜聞的報告版。

這樣政治能量的一報一刊，落入蔡衍明手上，再次染紅，台灣就變成親共報刊的天下了。

台灣人，怎不憂心如焚呢？

台灣的民主，新聞自由，言論自由，是無數血淚生命換回來的，不能這樣輕鬆，就喪於共產黨的鷹犬之手。

四九年，蔣介石敗走台灣，他匹夫獨裁，以黨為國，用軍法管治，一言生死。

無民主、無法治、無自由，台灣人一步一步走到今日，可以一人一票，選自己的總統，選自己的市長，選自己的立法委員，是先賢們用的生命血淚換來。今日，有民主制度，有健全法律，有言論自由，有強大的在野黨，但北京，卻可以輕鬆的，通過一個買辦，就拿下你的民主第四權，新聞自由。

壹傳媒的台灣業務交易，只是175億台幣，四十多億港元而已。

言論自由，必須建築於新聞自由的基礎上。新聞自由失守，言論自由就岌岌可危。沒有了言論自由，所有民主政治，都只是水月鏡花了。

香港人，百年來都享有言論自由，所以，對新聞自由，視為理所當然，並不珍惜。

但台灣不是。

一九七九年，美麗島事件，震驚中外。

美麗島是一本雜誌，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舉辦集會，但得不到政府批准。

集會舉行，主辦人被捕。翌年三月，軍法審訊，八名被告，叛國罪名成立。

台灣國民黨四公子之一的沈君山，有份旁聽。他在回憶中描述：在戒嚴時期，叛國罪成立，就是死罪。但八名被告，不但沒有表現懼意，大都意態從容。

令他動容的，有林義雄的堅持，有施明德的瀟灑，和那第八女被告呂秀蓮，在庭上朗誦她念北一女中時的詩篇，講出她對民主的訴求，對台灣的理想。

這股浩然之氣，感動了國民黨的公子沈君山。據他自己敘述，是他向蔣經國哭諫，不能判死，製造烈士，礙台施政。

台灣的言論自由，新聞自由，是這些一頁一頁的血淚堆積起來，開出今日中國歷史上，奇蹟般的民主之花。

但暴發的大陸，找一個暴發的台商，花一二百億，就一步一步的買下你的媒體，影響你的言論，左右你的思想。不用飛彈大砲，不用一兵一卒，單是用錢，蠶食台灣。

今日台灣人的激動，因為一葉知秋。

行政院下的公平交易委員會，有防止壟斷法，禁止北京，通過一個利益輸送的台灣財團，買光全台的媒體。民眾吼醒裝睡的馬英九政府，要他面對選民，面對危機。

台灣人的醒覺，源於他們的一切，得來不易。香港人的麻木，就在於一切，都視為理所當然。

一個播放中的電台被滅聲，香港人不在乎；兩個免費電視，壟斷了四十五年，其中一個長期零收視，又冇所謂；上屆政府推出三個免費電視牌照，現屆政府可以無賴不出，大家又覺得唔關我事；尖銳的評論員一個一個失去舞台，大家又覺得是正常淘汰；大報小報，人人為虎作倀，香港人又消極的乾脆不買算了。

台灣人，由一言生死的獨裁統治，走向民主，由以言入罪的家天下，走到媒體百花齊放的今天。香港就由左右對唱的百家爭鳴年代，走向單一聲音，單一思維的新聞生態。

所謂商業手段，就是北京用錢，買下你的言論自由。

金權勾結下的大陸官場，得他政策傾斜下獲巨利的財閥何止萬千，一百幾十億，買一間電視台，一間報紙，可謂易如反掌。如果香港人接受這是商業手段，保護你言論自由的長城──新聞自由，已步向死亡。

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時，正是我開始踏足新聞界，這宗新聞對我來說，非常震撼。辦雜誌，搞集會，可以被判叛國，是死罪！但自從香港廿三條蠢蠢欲動，我就知道，香港正走回台灣威權時代的老路。

沒有面對死亡，慷慨陳辭的勇氣，就只能換轉行車道。廿三條立法之日，就是香港新聞自由死亡之時。沒有新聞自由的防護，個人的言論自由，只剩下吃喝玩樂，紙醉金迷。

梁振英的醜聞發展到今日，民望不可能再回來的了。北京其中一個選擇，由他做足五年，在他任期內，全數推行董建華、曾蔭權無法執行的中央政策，犧牲他一人的聲名，換回以後特首的行政方便。

所以，梁振英能安然過得這一關，廿三條立法、國民教育、深港融合，統一新聞聲音，種種政策，就會在這五年推行。

苟利國家生死以，作為一個共產黨人，梁振英是不計較今人唾罵，千秋惡名的。

值得嘆息的是，命懸一線的新聞自由，香港人，從來不懂珍惜。